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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頁 名著古典 挪威的森林第十一章   
  
第十一章

第十一章
直子死了以後,玲子仍給我來了幾封信。信上說那既非我的責任,也不是某人的責任,而是如同天要下雨,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。但對此我沒有回信。我能說什麼呢?況且畢竟已經無可挽回。直子已不在這個世上,已經化為一抔灰燼。

8月末參加完直子淒涼的葬禮返回東京,我告訴房東自己准備離開一段時間,請他們照看一下。並跑去打工的餐館,說暫時來不成了。繼之給綠子寫了封短信:現在一言難盡,希望稍待時日,請諒。此後三天時間里,我挨家進電影院,從早看到晚,大凡東京上映的影片統統看了一遍。爾後收拾好旅行背囊,提出所有的銀行存款,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車。

至于去了什麼地方以及如何去的,我全然無法記起。風景、氣氛和聲響記得真真切切,而地點卻忘得干乾淨淨。連順序也忘了。我乘上火車或公共汽車,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車的助手席,一個城鎮接一個城鎮地穿行不止。如果有空地有車站有公園有河邊有海岸,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覺的場所,我不問哪里,鋪上睡袋便睡。也有時央求睡在派出所里,有時睡在墓地旁。只要是不影響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,我便肆無忌憚地大睡特睡。我將風塵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,咕嘟咕嘟喝幾口低檔威士忌,馬上昏睡過去。遇到熱情好客的小鎮,人們便為我端來飯菜,借給我蚊香;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,人們便喊來警察把我逐出公園。對我來說,好也罷壞也罷怎麼都無所謂。我所尋求的不過是在陌生的城鎮睡個安穩覺而已。

手頭吃緊時,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賺一點現錢。無論哪里總有些苦力可做。我並無特定目的地,只是逐一在城鎮中穿行不止。世界廣闊無邊,到處充滿怪異的現象和奇妙的人們。我給綠子打過一次電話,因為實在渴望聽到她的聲音。

“喂喂,學校早都開學了。”綠子說,“提交聽課報告的家伙都有好些個了。你怎麼搞的,到底?整整三周音信全無。在哪里干什麼呢?”

“對不起,現在不能返京,還不能。”

“你要說的只這個?”

“現在一言難盡,有口難言。等到10月……”

綠子一言不發,“砰”一聲掛斷電話。

我繼續旅行,時而住進廉價旅店,洗個澡,刮刮胡須。一次對鏡看去,發現我的嘴臉甚是丑惡。由于風吹日曬,皮膚粗糙不堪,雙眼下陷,兩腮深凹,而且有來曆不明的汙垢和擦傷,活像剛剛從黑洞穴深處爬出來的。但仔細端詳,的確是自家嘴臉無疑。

當時我行走的是山陰海岸。鳥取或兵庫的北海岸即在這一帶。沿海岸趕路還是輕松的,因為沙灘上肯定找得到愜意的睡眠場所。並且可以撿來被海水沖上岸的木柴升起炊火,從魚店買來干魚烤熟來吃。我還打開威士忌,一面諦聽濤聲一邊懷念直子。真是奇怪——她已經死了,已經不在這個世界。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這一事實,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。我甚至親耳聽到了釘其棺蓋的叮當聲,然而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歸九泉這一事實。

她給我留下的記憶實在過于鮮明了。她輕輕地吻我,頭發垂落在我的小腹——那光景至今仍曆曆在目。我還記得她的溫情和喘息,以及一泄而出後無可排遣的感傷。這一切就像5分鍾前剛剛發生過一樣,仿佛直子就在身邊,伸手即可觸及她的身體。然而她已經不在了,已經不存在于這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。

在輾轉反側的不眠之夜,我想起直子的種種音容笑貌,不容我不想起。因為我心里關于直子的記憶堆積如山,只要稍稍開啟一點縫隙,它們便爭先恐後,鼓湧而出,而我根本無法遏止其突發的攻勢。

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掃鳥舍和手拿鳥餌口袋的情景,想起壞了半邊的生日蛋糕,想起那天夜里浸濕我襯衣的淚水。是的,那天也是個雨夜。冬日來臨,她身穿駝絨大衣在我身旁移動步履。她總是戴一個發卡,總是用手摸它,而且總是用晶瑩明澈的眸子凝視我的眼睛。她身披一件藍色睡衣,在沙發上抱膝而坐,下頦搭在膝頭。

就是這樣,直子的形象如同洶湧而來的潮水向我聯翩襲來,將我的身體沖往奇妙的地帶。在這奇妙地帶里,我同死者共同生活。直子也在這里活著,同我交談,同我擁抱。在這個地方,所謂死,並非使生完結的決定性因素,而僅僅是構成生的眾多因素之一。直子在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繼續生存,並且對我這樣說:“不要緊,渡邊君,那不過是一死罷了,別介意。”

在這樣的地方,我感覺不出悲哀為何物。因為死是死,直子是直子。“瞧,這有什麼,我不是在這里麼?”直子羞澀地笑著說道。她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,使我頓感釋然,心緒平和如初。于是我這樣想道:如果說這就是所謂死,則死並不壞。“是啊,死有什麼大不了的。”直子說,“死單單是死罷了。再說我在這里覺得非常快活。”直子在濁浪轟鳴的間歇里這樣告訴我。

但為時不久,潮水退去,剩我一個人在沙灘上。我四肢無力,欲走不能,任憑悲哀變成深重的夜幕將自己合攏。每當這時,我時常獨自哭泣——與其說是哭泣,莫如說任由渾似汗珠的淚滴不由自主地漣漣而下。

木月死時,我從他的死中學到一個道理,並將其作為大徹大悟的人生真諦銘刻或力圖銘刻在心。那便是:

“死並非生的對立面,死潛伏在我們的生之中。”

實際也是如此。我們通過生而同時培育了死,但這僅僅是我們必須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。而直子的死還使我明白:無論諳熟怎樣的哲理,也無以消除所愛之人的死帶來的悲哀。無論怎樣的哲理,怎樣的真誠,怎樣的堅韌,怎樣的柔情,也無以排遣這種悲哀。我們惟一能做到的,就是從這片悲哀中掙脫出來,並從中領悟某種哲理。而領悟後的任何哲理,在繼之而來的意外悲哀面前,又是那樣地軟弱無力——我形影相吊地傾聽這暗夜的濤聲和風鳴,日複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。我喝光了幾瓶威士忌,啃著面包,喝著水筒里的水,滿頭沾滿沙子,背負旅行背囊,踏著初秋的海岸不斷西行、西行。

一個秋風陣陣的傍晚,我正躲在廢船陰影里裹著睡袋滿面流淚的時候,一個年輕的漁夫走來,遞給我一支煙。我足有十個月未曾吸煙,便接過吸了一口。他問我為什麼哭,我幾乎條件反射地謊說母親死了,所以悲傷得四處游浪。他從內心同情我,從家里拿來一瓶清酒和兩只杯子。

在風聲呼嘯的海灘,兩人舉杯對飲。漁夫說他16歲死了母親,說他母親盡管身體不太結實,卻從早到晚拼命勞作,結果積勞成疾,死了。我邊喝酒邊心不在焉聽他說著,哼哈應付一兩聲。在我聽來,那些事仿佛發生在遠不可及的世界里。這何足為奇!我不由陡然一陣心頭火起,恨不得狠狠掐住這家伙的脖子。你母親算什麼?你說!我失去了直子,那般完美無暇的肉體從地球上徹底消失了!而你卻在羅羅嗦嗦地大談什麼你母親!

但這股怒氣旋即煙消云散。我合上眼睛,似聽非聽地茫然聽著漁夫沒頭沒腦的話。過一會兒,他問我吃了飯沒有。我回答吃是沒吃,但背囊里有干奶酪、西紅柿和巧克力。他問午間吃了什麼,我說吃了面包、干奶酪、西紅柿和巧克力。他于是叫我在這里等候,起身走開。我想勸阻,但他頭也沒回地倏忽隱沒在黑暗中了。

沒奈何,我便一人獨飲。沙灘上滿是煙花屑,海浪大發雷霆般地轟隆隆猛撲上來,在岸邊摔得粉碎。一條瘦骨鱗峋的狗搖著尾巴跑近,圍著我燃起的炊火搖頭晃腦轉了幾圈,尋找可吃的東西,發現一無所有,失望地走開了。

過了30多分鍾,剛才那位年輕漁夫手提兩個壽司飯盒和一瓶清酒折回來。“這個吃掉!”他說,“下面的飯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,明天再用。”他拿起一升裝酒瓶,把酒倒進自己杯里,給我的杯子也斟了。我謝過他。一個人吃了足夠兩人吃的壽司。隨後兩人喝起酒來,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時候,他叫我去他家住,我推說自己一個人睡在這里更好,他沒再硬勸。臨分手時,他從衣袋里掏出一張四折的五千元鈔票,塞進我襯衣兜里,叫我買點什麼營養品吃,說我臉色難看得很。我謝絕說已經承蒙如此款待,哪里還能再要錢,但他執意不收回。說這不是錢,是他的心意,叫我別多想,拿著就是。我只好道謝收下。

漁夫走後,我驀地記起高中三年時第一次睡過的女友,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殘酷!想到這點,我心里感到一陣冰冷,無可救藥的冰冷。我幾乎從未思考過她會作何想法,有何感受,以及心靈受何刺激。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過她一下。其實她是個非常溫柔的女孩兒,只是當時我將那種溫柔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,絲毫未加珍惜。她現在做什麼呢?能夠原諒我麼?我想。

我心里難受得不行,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廢船旁邊,由于酒喝過了量,腦袋開始作痛。加之對漁夫扯謊,還拿了他的錢,更覺怏怏不快。我想差不多該是返京的時候了。總不能長此以往,無盡無休。我將睡袋卷起塞進背囊,扛著朝國營鐵路車站走去,問站務員現在回東京應如何乘車,他查了時刻表,告訴說若能碰巧趕上夜行車,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,再從那里轉乘新干線去東京。我道聲謝謝,用漁夫送給的五千元鈔票買了去東京的車票。候車時間里,我買份報紙看了眼日期:1970年10月2日。就是說我正好連續旅行了一個月。心想這回橫豎得重返現實世界了。

一個月的旅行並未使我的情緒豁然開朗,也沒有緩解直子的死給我的打擊。我以同一個月前幾無變化的心境返回東京,甚至連給綠子打電話都不可能。我不知到底應怎樣對她開口。我能說什麼呢?一切都過去了,和你兩人幸福地生活吧——這樣說合適嗎?我當然不能說這樣的話。但不管怎樣去說,也無論采取怎樣的說法,最終應說的事實惟有一個:直子死了,綠子剩下。直子已化為白色的骨灰,綠子作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來。

我覺得自己似乎是個汙穢不堪的人。返京以後,我仍然一個人在房間里悶了好幾天。我為直子准備的房間下著百葉窗,家具蓋著白布,窗欞薄薄落了一層灰。我在這樣的房間里度過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時間。我想起了木月。喂,木月,你終于把直子弄到手了!也罷,她原本就屬于你的。說到底,恐怕那里才是她應去的地方。在這個百孔千瘡的生者世界上,我對直子已盡了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,並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。不過也沒關系,木月,還是把直子歸還給你吧,想必直子選擇的也是你。她在如同她內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處勒緊了自己的脖子。我說木月,過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進死者世界,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。有時我覺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館管理人——在連一個參觀者也沒有的空蕩蕩的博物館里,我為我自己本身負責著那里的管理。



回京第四天,接到玲子的信。信封上貼著快信郵票。內容極簡單:“一直未同你聯系,十分放心不下。望打電話來。早上9點和晚上9點我在以下電話號碼的電話機前等候。”

晚間9點,我撥通信上的電話號碼,玲子馬上拿起聽筒。

“好嗎?”她問。

“湊合活著。”我說。

“喂,後天去見你可以麼?”

“見我?來東京?”

“嗯,是啊。想和你單獨好好敘談敘談。”

“那麼說要從那里出來了,你?”

“不出來怎麼能去見你!”她說,“也該到出來的時候了。一待整整8年,再不出來就爛在里面嘍。”

我一時應對不上,略為沉吟了一下。

“後天乘新干線去,3點20分到東京站,能去接我?我的模樣還記得?或者說直子死後對我再沒一點興致了?”

“哪里。”我說,“後天3點20分去東京站接你。”

“馬上認得出來:拿著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沒第二個。”

果不其然,在東京站我很快認出了玲子。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夾克、白西褲,腳上一雙紅運動鞋。頭發依然很短,而且三三五五地沖刺而出,左手提著裝在黑殼里的吉他。一望見我,她刷地扭動臉上的皺紋,綻開笑容。看到玲子這張臉,我也不由得微笑起來。我拎過她的旅行包,兩人並肩走到中央線站台。

“哦,渡邊君,什麼時候變成這麼一副猙獰面目?還是東京近來流行猙獰面目?”

“旅行了一段時間,又沒吃什麼像樣的東西。”我說,“新干線如何?”

“一塌糊塗。窗戶也不開,途中本想買盒飯來著。簡直倒透黴。”

“車廂里有過來賣東西的吧?”

“你指的是又貴又難吃的三明治?那玩藝兒連快餓死的馬都咽不下。以前我喜歡在禦殿場買鯛魚飯來吃。”

“那麼說話,要把你當成老太婆的。”

“那好,原本就是老太婆嘛!”

在去吉祥寺的電車上,她好奇地凝望著窗外武藏野的風光。

“相隔8年連風光也變樣了?”我問。

“渡邊君,你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的心情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又驚又怕,又怕又驚,簡直要發瘋似的。真不知如何是好,一個人被拋到這種地方來。”玲子說,“不過,你不覺得‘簡直要發瘋似的’這個說法很妙?”

我笑著握著她的手:“不怕,您一點不用擔心,再說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來的。”

“我從那里出來靠的不是自己力量。”玲子說,“我所以能離開那里,是托直子和你的福。一來直子不在以後,我已經無法忍耐獨自留在那種場所的寂寞;二來有必要來東京找你好好談一次。所以才離開那里。如果沒有這兩點,我說不定要在那里過一輩子。”

我點點頭。

“往後怎麼辦呢?”

“去旭川,嗯,旭川。”她說,“音大時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辦了一間音樂教室,兩三年前就勸我去幫忙,我沒答應,說懶得去那麼冷的地方。可你知道,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後,除了旭川,還想不出其他落腳處。那地方怕不會像是失手弄出來的大陷坑吧?”

“沒那麼恐怖。”我笑道,“去過一次,小鎮不壞,氣氛挺有趣的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不假,比在東京好,肯定。”

“反正沒其他地方可去,行李都寄過去了。”她說,“渡邊君,還能找時間去旭川玩?”

“當然去的。不過你這就趕去不成?總要在東京逗留幾天再去吧!”

“嗯。可以的話,准備待上兩三天。能在你那里借個宿嗎?不會給你惹麻煩的。”

“毫無問題。我鑽進睡袋在壁櫥里睡。”

“抱歉抱歉。”

“沒關系,壁櫥寬敞得很。”

玲子有節奏地輕輕叩擊夾在腿間的吉他殼。

“我恐怕要訓練一下自己的身體,在去旭川之前。對外面的世界還根本不熟悉。很多很多事摸不著頭腦,心里又緊張。這方面能幫我一把?能依賴的人只有你這一位。”

“只要我能辦到,幫多少把都行。”我說。

“我這人,莫不是在打擾你吧?”

“到底能打擾我的什麼呢?”

玲子看著我的臉,扭下嘴唇笑了,再沒說什麼。

從吉樣寺下了電車,在轉乘公共汽車去我住處之前的時間里,我們沒說什麼像樣的話,只是斷斷續續地談東京市容的變化,談她的音大時代,談我過去的旭川之行。有關直子的事絕口未提。我同玲子足有十個月未見,但如今和她單獨走起來,心頭仍不可思議地湧起一股平和、寬慰之感,並覺得以前好像也有過類似的感覺。回想起來,同直子兩人在東京逛街時,便是與此完全相同的感覺。如同我與直子曾共同擁有木月的死一樣,而今我與玲子又共同擁有了直子的死。想到這里,我陡然什麼也說不出了。玲子一個人說了一會,發現我不開口,便也不再吭聲。于是兩人默默無言地乘上公共汽車,來到我的住處。

這是初秋一個天朗氣清的午後——同恰好1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時一模一樣。云如枯骨,細細白白,長空寥廓,似無任何遮攔。又是一個秋天,我想。風的氣息,光的色調,草叢中點綴的小花,一個音節留下的回響,無不告知我秋天的到來。四季更迭,我與死者之間的距離亦隨之漸漸拉開。木月照舊17,直子依然21,直至永遠。

“一到這樣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氣。”玲子走下汽車,環顧四周說道。

“因為什麼也沒有嘛。”

我從後門走進院子,把玲子領進這孑然獨處的小屋。玲子幾乎每看見什麼都贊賞一番。

“好極了,這住處!”她說,“都是你做的?架子、桌子?”

“是啊。”我一邊澆水泡茶一邊說。

“手還蠻巧的,你這人。房間也乾淨利落。”

“敢死隊影響的,他給我養成了衛生習慣。不過這一來房東倒高興,說我住得很潔淨。”

“噢對了,得找房東寒暄一下。”玲子說,“房東住在院子對面吧?”

“寒暄?用得著寒暄?”

“情理之中嘛。一個怪模怪樣的半老婆子鑽到你這里彈吉他,房東也會納悶吧?這方面還是先弄穩妥為好。為這個我連糕點盒都准備好帶來了。”

“虧你想得周全。”我佩服道。

“上年紀的關系。我已想好,就說是你姨媽從京都來,你說時也要統一口徑。說起來,這種時候年齡拉開距離,到底好辦些,誰也不至于覺得蹊蹺。”

她從旅行包里掏出糕點盒走出後,我坐在簷廊里又喝了杯茶,逗著貓玩。過了20分鍾,玲子才好歹回來。回來後,從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餅干,說是給我的禮物。

“20多分鍾到底說什麼來著?”我嚼著餅干問。

“當然是說你。”她抱著貓貼臉說,“誇你規規矩矩,是個正正經經的學生。”

“說我?”

“是啊,當然是你。”玲子笑道。然後瞥見我的吉他,拿在手里,稍微調下弦,彈起卡爾羅斯·喬賓的《並非終曲》。許久沒聽她的吉他了,那聲音一如既往地溫暖著我的心。

“在學吉他?”

“在倉房里扔著,借來隨便彈幾下。”

“那,一會兒免費教你。”說著,玲子放下吉他,脫去粗花呢上衣,背靠簷廊柱子吸煙。外衣下面,穿著一件馬德拉斯格子襯衫。

“瞧,這衣服蠻漂亮吧?”

“是不錯。”我同意道。那的確是件格紋極瀟灑的襯衫。

“這,是直子的。”玲子說,“知道麼?直子和我,衣服差不多是一個尺寸,尤其她剛進那里的時候。後來那孩子豐滿起來,尺寸多少有點變化,但基本出入不大,無論上衣、褲子還是鞋帽,有差別的大概只有胸罩。因為我等于沒有乳房。所以,我倆經常換衣服穿,或者說幾乎是共產。”

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體。經她一說,她的身段個頭確實同直子相似。由于臉形和手腕細弱的關系,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。但仔細看去,身體顯得格外結實。

“這褲子和上衣也是,全是直子的。看見我穿直子的東西,你心里怕不大好受?”

“沒有的事。有人穿她的衣服,我想直子也會高興的。特別是你來穿。”

“也真是奇怪,”玲子說著,輕輕打個響指,“直子沒給任何人寫遺書,卻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。她在便箋上草草寫了一行:‘衣服請全部送給玲子。’你不覺得這孩子怪?在自己即將結束生命的時候,為什麼會想到什麼衣服呢,這東西怎麼都無所謂,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該多得寫不完才是。”

“此外什麼都沒有也未可知。”

玲子吸著煙,沉思良久。“我說,你很想聽我從頭一五一十講起吧?”

“請講給我聽!”我說。

“醫院檢查的結果,說直子的病情眼下雖正在好轉,但為長遠起見,還是馬上集中根治為好。于是直子轉去大阪一家醫院,准備在那里住得長久些。以上情況想必已寫信告訴過你,大概是8月10日前後……”

“信見了。”

“8月24日,直子母親打來電話,說直子想返回一次,問我可不可以。說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東西,還很想同我好好聊聊,因為短時間內再見不到我,可以的話,想住一個晚上。我說我完全可以。我也非常想見直子,想同她交談。這麼著,第二天,就是25日她和母親乘出租車趕來。我們三人便一邊天南地北地聊著,一邊整理東西。傍晚時,直子對她母親說往下不要緊了,請母親回去。她母親就叫一輛出租車回去了。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飽滿,我和她母親一點都沒想到別的。說實話,見面前我擔心得不得了,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搖搖晃晃,憔悴不堪。因我知道在那種醫院檢查治療起來,身體消耗得相當厲害,擔心她頂不住。結果見面一看,我馬上一顆心落了地——臉色比預想的顯得健康,還笑盈盈地開起玩笑,講話也較以前有條理多了。而且對自己的新發型很得意,說去了一趟美容院。于是我想若是這樣,即使她母親不在,光和我兩人也問題不大。她說:‘玲子姐,我想趁這機會在醫院里把過去全部清算一下。’我說是啊,或許那樣好。隨後我倆到外面散步,這個那個談了很多,如今後的打算等等。她甚至這樣說:要是兩人能離開那里一起生活該有多好。”

“和你兩人?”

“是的。”玲子微微聳下肩說,“我對她說,我倒無所謂,可渡邊君怎麼辦呢。結果她這樣說:‘那人的事我會安排妥當的。’只這麼一句。接下去談了我倆住在哪里、做什麼工作等等。然後去鳥舍逗鳥玩了一會兒。”

我從電冰箱里取出啤酒喝。玲子又點燃一支香煙。貓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。

“那孩子一開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,所以才那麼有精神,才面帶笑容,才顯得那麼健康。肯定是定下決心後,心情變得暢快起來。她開始收拾房里的各種東西,不要的東西放進院子的油桶燒掉,包括當日記寫下的筆記簿和信件,統統付諸一炬,甚至連你的信。我覺得奇怪,問她為什麼燒掉。因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,時常翻來覆去地看個沒完。她回答說:‘把過去的東西全部處理掉,也好獲得新生。’而我也沒有深想,以為不無道理。實際上也是說得通的,一般來看。但願這孩子恢複健康,萬事如意,我想。那天的直子也實在可愛得很,真想找你看上一眼。之後,我們像往常那樣在食堂吃罷晚飯,進浴池洗澡,打開心愛的上等葡萄酒,兩人喝著。我抱起吉他,照例彈甲殼蟲,彈《挪威的森林》,彈《米歇爾》,都是那孩子喜歡的。我們覺得相當開心,熄掉燈,適當脫去衣服,上床躺下。那是個悶熱得要命的夜晚,打開窗戶也幾乎沒一絲風進來。外面漆黑一團,如同給墨汁塗得沒留一點空白。蟲聲聽起來格外響。連房間里都充滿撲鼻的夏草氣息。這時直子突然提起你,提你同她做愛的事,而且說得極其詳細。如何被你脫去衣服,如何被你觸摸,自己如何濕潤,如何被侵人,如何妙不可言——說得非常具體。于是我按捺不住,問她為什麼到今天才提起這話。因為以前那孩子對做愛從來都是三言兩語地一帶而過。誠然,作為一種治療方法,我們也坦率地談到做愛,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詳談,說不好意思。而現在卻突如其來地談得滔滔不絕,連我也不免吃驚。

“‘只是有點想一吐為快。’直子說,‘要是您不大想聽,不說也可以的。’”

“‘哪里。肚里有話要說,那就痛痛快快說徹底才好。我來聽。’”我說。

“‘玲子姐,那實在是太妙了,整個腦袋都像要融化似的。真想就那樣在他懷抱里一生都干那事。真這麼想的。’”

“‘既然妙到那個程度,那就和渡邊君一起生活,每天都干不就得了?’”我說。

“‘可是不行呀,玲子姐。’直子繼續道,‘這我心里明白——那東西不期而來,倏忽而去,而且一去不複返。一生中只有碰巧來那麼一次,那以前以後我都毫無所感。既無沖動,又沒濕過。’”

“當然,我給她解釋了一番。告訴她這種現象在年輕女子是屢見不鮮的,隨著年齡的增長,幾乎都會自然消失。況且已經有過一次成功,用不著擔心。我剛結婚的時候也是怎麼都不順利,急得要死。”

“‘不是那麼回事!’直子說,‘我什麼也沒擔心,玲子姐。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進到我那里邊,不想讓任何人擾亂我。’”

我喝干了一瓶啤酒,玲子吸完第二支煙,貓在玲子腿上伸伸腰,換個姿勢,又睡過去了。玲子略一猶豫,把第三支煙叼在嘴里,點燃。

“接著直子抽抽搭搭哭起來。”玲子說,“我坐在她床上撫摸她的腦袋,安慰說,‘不要緊,一切都會好的,像你這樣年輕漂亮的女孩子一定會在男人懷里快快活活一輩子。’夏夜正熱,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淚,濕得一塌糊塗。我拿來浴巾,給她擦臉擦身子,見她三角褲也濕透了,就叫她脫下來……噢,這沒什麼奇怪的,我倆一直一塊兒洗澡,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。”

“明白,這我明白。”我說。

“直子希望我抱抱她。我說這麼熱,怎麼抱得了。她說這是最後一次,我就抱了她。用浴巾把身體圍住,以免汗水貼著汗水,如此過了一會兒。等她鎮靜下來後,我又為她擦擦汗,穿上睡衣,放她躺好。她馬上靜靜地睡了,或者說是裝睡。但不管怎樣,那張臉實在叫人憐愛,就像生來從未受傷的十三四歲的孩子臉。見她這樣,我也放心地睡了。

“6點醒來時,她已不見了。睡衣脫在床上,而衣服、運動鞋,還有經常放在枕邊的手電筒都沒有了。這時我發覺不對頭——打手電筒說明是天還沒亮就走掉的,對吧?出于慎重,我查看了桌面,那紙條就在上面:‘衣服全部送給玲子。’于是我馬上跑去大伙那里,讓大伙分頭去找直子。隨即全員出動,從宿舍區一直找到四周樹林,過篩子似的搜查了一遍。結果花了五個鍾頭才找到。那孩子,連繩子都早已備好,帶去了那里。”

玲子喟然歎息一聲,撫摸著貓的腦袋。

“喝茶嗎?”我試著問。

“謝謝。”她說。

我燒開水,沏上茶,折回簷廊。夕陽垂垂西墜,斜暉奄奄一息,樹影長長地伸至我們腳前。我一邊喝茶,一邊望著紛然雜陳的奇妙庭園——棣棠、杜鵑、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橫躺豎臥。

“找到後不久,急救車來把直子拉走。我被警察一一詢問了情況。說是詢問,其實也沒深入問什麼。一來有遺書樣的紙條留下來,自殺不言而喻;二來他們那些人以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殺的。所以詢問也僅是走過場而已。警察一離開,我就打了電報給你。”

“好淒涼的葬禮啊!”我說,“也太寂靜了,人又寥寥無幾。她家人光是對我放心不下,猜不出我怎麼會曉得直子的死。肯定是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是自殺。實際上真不該去參加葬禮,我也因此一蹶不振,失魂落魄,之後不久就外出旅行了。”

“渡邊君,不去散散步?”玲子問道,“該買點東西做晚飯了吧,我都餓了。”

“好。可有什麼喜歡吃的?”

“火鍋。”她說,“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沒吃火鍋了,做夢都夢見吃火鍋。肉、大蔥、鬼芋、煎豆腐、茼蒿,一古腦兒放進去煮,咕嘟咕嘟……”

“吃是可以,可問題是沒有吃火鍋用的鍋,我這兒沒有。”

“這好辦,包在我身上,找房東借來就是。”

她一溜風地走去正房,借來一個滿高級的火鍋、一個小煤氣爐、一段煤氣軟管。

“如何,不錯吧?”

“真行!”我心悅誠服。

我們去附近小商業街買了牛肉、雞蛋、青菜和豆腐,在酒店買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。付款時我堅持由我付,但終歸還是她全付了。

“給人家知道買食品時我叫外甥付錢,我在親戚中豈不成塊笑料了!”玲子說,“再說我還沒淪落到捉襟見肘的地步,你別擔心。無論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來喲!”

回到住處,玲子淘米做飯,我接上煤氣管,拉到簷廊里准備火鍋。准備妥當後,玲子從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,坐在光線幽暗的簷廊里,仿佛確認樂器音質似的緩緩彈起巴赫的賦格曲。細微之處她刻意求工,或悠揚婉轉,或神采飛揚,或一擲千鈞,或愁腸百結。她不勝依依地側耳傾聽各種音質效果。彈奏吉他時的玲子,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賞一件愛不釋手的時裝中的妙齡少女,兩眼閃閃生輝,雙唇緊緊合攏,時而漾出一絲微微的笑意。一曲彈罷,她憑柱望天,面露沉思之色。

“可以和你說話麼?”我問。

“可以可以,我只是想我肚子餓了。”玲子說。

“你不去見見丈夫和女兒?是在東京吧?”

“橫濱。但我不能去,以前也說過吧,他們還是不同我發生聯系好。他們有他們新的生活,我見了無非徒增痛苦。最好就是不見。”

她把“七星”煙的空盒捏成一團扔開,從挎包里取出盒新的,啟封叼上一支,但未點火。

“我已成為過去的人。你眼前存在的不過是我往日的記憶殘片。我心目中最寶貴的東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壽終正寢。我只是按照過去的記憶坐臥行止。”

“不過我是特別喜歡現在的你,不管是記憶殘片也罷什麼也罷。另外,或許這不值一提——你肯穿直子的衣服,我非常高興。”

玲子好看地一笑,用打火機點燃香煙:“你人雖年輕,倒是蠻懂得討女人歡心。”

我覺得有點臉紅:“我只是怎麼想怎麼說。”

“知道。”玲子笑道。

這時間里,飯燒好了。我便往鍋里倒上油,升起火鍋。

“這,怕不是做夢吧?”玲子一邊使勁地吸著香味一邊說。

“百分之百現實火鍋,照我的經驗。”

相對來說,我們都未怎麼開口,只顧不聲不響地吃火鍋、喝啤酒、盛米飯。“海鷗”聞得香味跑來,分了點肉給它。滿滿吃飽肚子後,兩人背靠簷廊柱子,觀望月亮。

“滿足了麼,這回?”我問。

“非常。不折不扣地。”玲于不無吃力地回答,“我還是頭一次吃到這個程度。”

“往下怎麼辦?”

“休息一會後,想去趟澡堂。頭發亂蓬蓬的,得洗洗才行。”

“沒問題,就在附近。”我說。

“對了,渡邊君,可以的話,希望能告訴我:你已經同綠子那個女孩兒睡過了?”玲子問。

“你指是否性交過?還沒有。我已定下決心,在各種事情一一落實之前不干那事。”

“這回不是算落實了麼?”

我搖搖頭,表示還有疑問:“你是說由于直子的死,事情算是已經落實到該落實的地方了?”

“不是那個意思。直子還沒死時你不就已經拿定主意,說不能離開綠子那個人。直子生也罷死也罷,不是都不相干麼?你選擇了綠子,直子選擇了死。你也已是成年人了,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才是,要不然一切都將不可收拾。”

“但我無法忘卻。”我說,“我已對直子說過永遠等她,然而我沒等,而在最後的最後放棄了她。這並非是誰的過失或不是誰的過失的問題,而是我自身的問題。即使我不中途變卦,我想結果也可能如此,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選擇死。但我所感到的與此無關,我感到的是我自身應負的難以饒恕的罪責。對此你會說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變化,無法勉強,可是我和直子的關系並不那麼簡單膚淺。如今想來,我倆一開始就相處相連于生死邊緣。”

“假如你對直子的死懷有一種類似創痛之感,那麼就把這種創痛留給以後的人生,在整個後半生中去體會。如若可以學習到什麼,那就要從中學習。不過綠子另當別論,你要和她去尋求幸福。你的創痛與綠子無關。如果你還要傷她的心,勢必導致無可挽回的後果。因此,盡管你可能心里難受,也還是要堅強起來,要再成熟一些,成為大人。我就是為了對你說這番話,才特意從療養院跑來這里——大老遠地坐著那棺材樣的電車。”

“你說的我完全理解。”我說,“不過我還沒有那樣的思想准備。咳,那葬禮實在是太淒涼了。人是不該那麼死的。”

玲子伸出手,摸著我的頭說:“我們遲早都要那樣死的,你也好我也好。”



我們沿著河邊路走了5分鍾,去澡堂洗了澡,以多少開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。然後打開葡萄酒,在簷廊對飲。

“渡邊君,再拿一個杯子來可好?”

“好的。可是干什麼用?”

“咱倆這就給直子舉行葬禮。”玲子說,“舉行個不淒涼的。”

我拿來杯子。玲子往里斟了滿滿一杯,放在院里的石燈籠上。隨後背靠柱子坐在簷廊里,抱起吉他吸煙。

“有火柴拿來一盒?盡可能拿長些的。”

我從廚房拿來一盒廉價火柴,在她身旁坐下。

“我彈罷一曲,你就拿一根火柴擺在那里,好麼?我現在就彈,可勁兒彈。”

她首先彈起亨利·馬歇尼的《寶貝兒》,彈得輕盈舒展,娓娓動聽。“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給直子的吧?”

“是,前年聖誕節時送的。她頂喜愛這支曲子。”

“我也喜愛,非常委婉感人。”她又輕輕彈了幾小節《寶貝兒》的旋律,呷了口葡萄酒。“喝醉之前能彈上幾首呢。嗯,這樣的葬禮不淒涼,還可以吧?”

玲子轉向甲殼蟲。彈了《挪威的森林》,彈了《昨日》,彈了《米歇爾》,彈了《有一件事》,邊唱邊彈了《太陽從這里升起》,彈了《山丘上的傻子》。我排出了七根火柴。

“七首,”玲子說著,呷口酒,吸口煙。“這幾個人對人生的傷感和溫情確實深有體會啊。”

這幾個人當然是J.列農、P.麥卡特尼,加上G.哈里森。

她換了口氣,熄掉煙,又抱起吉他。彈了《細雨》,彈了《黑鳥》,彈了《朱莉安》,彈了《年屆六十四》,彈了《寂寂無人》,彈了《而且我愛她》,彈了《嘿,裘德》。

“多少首了?”

“十四首。”我說。

“呃——”她歎了口氣說,“你彈一首如何?”

“彈不好。”

“不好也行。”

我拿來自己的吉他,斷斷續續地彈了《爬到天台上》。這時間里玲子歇了口氣,慢慢吸煙,啜著葡萄酒。我彈完時,她“呱唧呱唧”拍起手來。

接著,玲子彈了拉威爾的吉他曲《為死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》和德彪西的《月光》,彈得流暢而細膩。“這兩支曲是直子死後學會的。”玲子說,“那孩子所愛好的音樂,直到最後也沒脫離感傷主義這個基調。”

她又彈了幾首伯克拉庫的曲子:《通過你》、《雨點滴在我頭上》、《漫步時間里》、《結婚之歌》。

“二十首。”我說。

“我簡直成了活人自動唱機。”玲子心蕩神怡似的說道,“要是音大老師看見我這副德性,保准嚇個倒仰。”

她啜口酒,一邊吸煙,一邊一首接一首彈她知道的曲子。彈了近十首勃薩諾巴舞曲,彈了羅傑斯·哈特和格什文,彈了鮑勃·迪倫、查維斯、卡勞爾·金、比區和“沙灘男孩”,彈了《向上行》、《藍天鵝絨》、《綠色菲爾茲》。總之傾其所知地彈奏不已。她時而雙目微合,時而輕輕擺首,時而按拍低吟。

喝完葡萄酒,我們喝威士忌。我將杯中的葡萄酒從石燈籠頂端潑出,斟上威士忌。

“現在多少首了?”

“四十八。”我說。

玲子第四十九首彈了《朱莉娜·莉古比》,第五十首重彈了《挪威的森林》。五十首全部彈罷,玲子停下手,喝口威士忌。“彈這麼多該可以了吧?”

“可以了。”我說,“很了不起。”

“那好,渡邊君,把那場淒涼的葬禮干乾淨淨地忘掉。”玲子盯著我的眼睛說,“只將這場葬禮記住!精彩吧?”

我點點頭。

“添一首。”說著,玲子第五十一首彈了她經常彈的巴赫賦格曲。

“噯渡邊君,和我干那個。”彈完後玲子悄聲道。

“真是怪事,”我說,“我想的同樣如此。”

在拉合窗簾的黑暗房間里,我和玲子極為理所當然似的相互擁抱。

“哎,我度過的人生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,可也從來沒想到要讓一個比自己小19歲的男孩脫內褲。”玲子說。

“那你自己脫?”我問。

“也好,我來脫。不過我滿身皺紋,可別失望喲!”

“我,喜歡你的皺紋。”

“再說我都要哭了。”玲子小聲細氣地說。

我吻遍她的全身,遇到皺紋就用舌尖舔一下,隨後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發達的胸脯上,小心地吮著乳頭,手指放進那溫暖濕潤之處,慢慢地動著。

“喂,渡邊君,”玲子在我耳邊說,“那里不對,那只是皺紋。”

“這種時候你也能開玩笑不成?”我驚訝地說。

“別見怪。”玲子說,“有點怕,我,一直都沒干過。就好像17歲的女孩兒去男生住處玩時被剝得光光似的。”

“我倒真覺得像在和一個17歲的女孩兒——”

我的手指探進皺紋里邊,將她從脖頸吻到耳朵,抓緊了乳頭。當她喘息得越來越厲害、喉頭開始微微顫抖的時候,我分開她纖細的雙腿,緩緩地進去了。

“喂,不要緊吧?采取避孕措施了?”玲子小聲問我,“這把年紀懷孕,可羞死了。”

“不要緊,放心!”我說。

探至底端時,她身子一顫,歎了口氣。我一邊動一邊搔癢似的輕輕撫摸她地背。沒動幾下,突然毫無預感地射了出去,而且來勢凶猛,一發不可遏止。我死死摟住她,持續射了幾次。

“對不起,忍不住了。”我說。

“傻小子,想那個干什麼。”玲子拍著我的屁股說道,“和女孩做愛時你也那麼想?”

“啊,差不多。”

“和我做時大可不必。忘掉它!想射的時候只管射好了。怎樣,感覺可好?”

“好極了,所以才忍不住。”

“忍什麼忍,蠻好的嘛!我也好極了。”

“噯,玲子。”

“什麼?”

“你應該重新戀愛。要不你這麼好的本事就浪費了。”

“呃——想想看。”玲子說,“不過人在旭川那樣的地方戀得起來麼?”

過了一會兒,我那東西又硬了,便又探了進去。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斂氣地扭動著。我抱住她,一邊悄悄地抽動,一邊同她說這說那。這種在保持不動的狀態下的交談委實妙不可言。我說笑話逗她,她忍不住笑時,其震動就傳遞到那地方。我們就這樣久久地抱在一起。

“這樣實在舒服得很。”玲子說。

“動起來也不壞。”我說。

“再來幾下。”

我抱起她的腰,一直探到盡頭,讓這種感觸擴散到全身,細細地玩味,直到心滿意足才泄出。



這天夜里我們一共來了四次。四次過後,玲子在我的懷抱里閉上眼睛,長歎一聲,身子輕微地抖動了幾下。

“我一輩子不用干這事都可以了吧?”玲子說,“喂,說呀,求求你,就說後半生那份兒也全都干完了,只管放心!”

“這種事有誰知道呢?”我說。



我勸玲子最好乘飛機,又快又舒服。但她堅持坐火車走。

“我喜歡青函渡輪,不願意在天上飛。”她說。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車站。她手提吉他,我拎著旅行包,兩人並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車。她和來京時一樣,仍身穿粗花呢夾克和白西褲。

“你真認為旭川沒那麼糟?”玲子問。

“鎮子不錯。”我說,“過不久我去看你。”

“當真?”

我點點頭:“寫信給你。”

“我喜歡你的信。給直子一把火燒光了,可惜那麼好的信。”

“信終歸不過是信。”我說,“即使燒了,該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;就算保存在那里,留不下來的照樣留不下。”

“說老實話,我怕得很,怕一個人孤零零地去旭川。所以務必寫信給我,一讀到你的信,就會經常覺得你在身邊。”

“如果我的信對你有幫助,多少我都寫。不過問題不大,就你來說去哪里都會干得順利。”

“另外,我總覺得像有什麼東西悶悶地堵在胸口,莫非錯覺不成?”

“記憶殘片,那是。”我笑道。玲子也笑了。

“別忘記我。”她說。

“不會忘,永遠。”

“也許再不會和你見面了。反正無論我去哪里都永遠把你和直子記在心里。”

我看著玲子的眼睛。她哭了。我情不自禁地吻她。周圍走過的人無不直盯盯地看著我們。但我已不再顧忌。我們是在活著,我們必須考慮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。

“祝你幸福。”分別時玲子對我說,“能忠告的,我都忠告給你了,再沒有任何可說的了——除了祝你幸福。祝你幸福地活下去,把我這份和直子那份都補償回來。”

我們握手告別。



我給綠子打去電話,告訴她:自己無論如何都想跟她說話,有滿肚子話要說,有滿肚子非說不可的話。整個世界上除了她別無他求。想見她想同她說話,兩人一切從頭開始。

綠子在電話的另一頭默然不語,久久地保持沉默,如同全世界所有細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。這時間里,我一直合著雙眼,把額頭頂在電話亭玻璃上,良久,綠子用沉靜的聲音開口道:

“你現在哪里?”

我現在哪里?

我拿著聽筒揚起臉,飛快地環視電話亭四周。我現在哪里?我不知道這里是哪里,全然摸不著頭腦。這里究竟是哪里?目力所及,無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無數男男女女。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場所的正中央,不斷地呼喚著綠子。

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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